就我此刻的目的而言，凡此均无差别。
消灭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是不同的概念，扬弃私有制是在吸收、继承其符合生产力社会化因素的基础上来否定私有制。从宏观上看，现代私有制资本关系在微观领域的变化，使社会的资本社会化规模和程度也会极大提高，社会中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私人资本，而是一个个来源于社会资本独立的法人资本，即以法人的身份出现的社会资本。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必须随时代而进，随实践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同样如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所有权有可能分散化，这不仅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生产力社会化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权的分散有可能从社会得到靠少数所有者无法得到的大量资本，以满足社会化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本投入。用扬弃私有制更准确、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说消灭私有制是目的，那么，这一目的的实现要以扬弃私有制为基础，这才能创造出比私有制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把经典著作的科学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科学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两个毫不动摇为原则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遵循。
从社会化发展要求看所有权必须分散，才能解决资本来源社会化问题，经营权必须集中，才能解决提高经营效率的问题。认真读来，其中的思想内涵非常清晰，当然这不是一句话能够概括的。在这里，私利私权是否为神学或为科学论证为与生俱来，似乎并不那么紧要了，紧要的是制度设计。
善待权利，既是善待自己，也是善待他人。人类社会之始皆以血缘作为社会的纽带，西方却较早地因两个因素而使之断裂：其一是宗教，通过人与上帝的联系超越了血缘关系。为什么不能成功？我认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老百姓没有成为法律的主体，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只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工具，这样一来，依法治国就极易变成依法治民，到头来还是跳不出人亡政息、一治一乱的周期率。近些年来权利这个概念是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谈论，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少人虽然或多或少都能举出财产权、人身权、言论自由等宪法上的名词来，然而他们的神情就好像在说身外之物。
文明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人与人相亲相爱，互敬互让。无论先秦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还是本世纪里的志士仁人，都有不少人是倡导法治的。
同时，社会对个人权利的评价也很重要。如果耗费很大成本打了官司，自己的权利却仍然得不到维护或继续受到侵犯的威胁，谁愿意去打这个官司呢？谁愿意非去伸张这个法定权利不可呢？ 需求层次和社会评价尺度 马蔚：那么观念呢？比如说公民个人对权利的内容、范围的认知，以及对权利要求的迫切程度，当然也会影响他实现权利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正说明我们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一定要善待权利。有句著名的法谚：无救济即无权利。
如果社会成员以简单的温饱和安宁作为急需满足的头等需求，那么，对公共权力的积极需求和依赖便占主导地位，这无疑把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推到了一个极为有权有势的地位。因为不论是生活在什么样文化传统里的人，都是一样有着相同的欲求、需要和愿望的人，不论文明或文化把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塑造成或意欲塑造成什么样子，最终改变的只是欲求、需要和愿望的表现形式或相关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欲求、需要和愿望本身，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之作为人的本性。民众自发悼念李文亮医生 但是，问题在于，一旦国家和政府不给你权利，你是不是就没有权利了呢？我觉得恐怕不能这样看问题。在权利的确认与真正实现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为什么呢？ 夏勇：主要是制度问题。
通俗地讲就是，公共权力来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讲求权利：不得已而为之 马蔚：您这样讲是不是意味着个人利益应当多于社会利益，个人应该为谋求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一切呢？ 夏勇：不是的。
现代法治之不同于古代法治，就在于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规范性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来限制和规范国家和政府的权力，用法律确认和保护老百姓的权利，尤其是民主权利，让他们成为合格的权利主体，从而成为合格的法治主体。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马蔚：看来，公民对权利的强烈主张与广泛争取，有利于建立一种有效良性的公共权力结构，而后者又能够更加有助于公民权利的发展。马蔚：您刚才说到权利的一个要素是利益，那么，权利的原始基础是什么？是法律规定了公民有这样那样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就有了，或者说才有了这些权利和自由，还是人本来就应该享有或应得到这样的权利？ 夏勇：现在谈权利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权利的来源和基础却存在着十分模糊的认识。如果没有公民权利的驱动和主导，廉政法治便很难有效健全起来。西方人之所以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西方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一言以蔽之，法律无用，实为权利主体无能。要有合理的制度保障 马蔚：我们说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利益和自由，可是，很显然，并不是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就真的实现这些利益和自由了，也并不是宪法上写了这样的权利那样的自由，这些权利与自由就不会遭到侵犯了。
权利的时代也就是法治的时代。您怎样看待法治与权利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夏勇：提倡法治，无疑是治国方略的一大进步。
如果一个人一味为他人打抱不平而漠视自己应有的权利，实际上是陷自己于不义，绝无喻于义可言。通常，人们用厌讼、少讼和息事宁人来说明中国人权利意识淡薄、法律观念残缺，这似乎有些简单化。
在我看来，人们不愿打官司并不一定表示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司法不是很能为一般人提供方便， 成本相当高。由此，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的斗争，为什么是以民族、阶级等群体权利为口号，而不是因个人权利的要求而一呼百应。
举个例子，当你走进集贸市场，便会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感觉，套用你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感觉到私利的血液在流淌、私利的脉搏在搏动。然而，事实上，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仍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侵犯，特别是工业化与国家政府权力的超大化，使得我们必须通过设立权利即规定哪些东西不能被侵夺，来达到对自身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有些权利是人生来便有的，比如说身体权、生命权、安全权等，这些权利在古代中国就是被强调的。唯有善待权利，才会真正建成法治的国家。
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保证受到侵犯的权利能够通过司法渠道来获得补救，那么这项权利就并不存在。权利绝非身外之物 马蔚：这个看法很有意思
［1］414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当然，这种分享是以资本量的多少为原则的。……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但资本利润由少数人独享到由众多人分享，是资本关系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表现，资本利益分享是资本关系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不可改变。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 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必须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增强四个意识是我们的政治前提，坚定四个自信是我们不变的信念。
从经济运行看，控制权集中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控制权集中，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才能使经济运行有效率，才能够由专家来经营企业，实现生产经营专业化。这 样的认识是否正确? 大家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进行探讨，但切忌扣帽子。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所有权有可能分散化，这不仅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有利于生产力社会化发展。今天世界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的多样性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包容性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本质的基本点。
100 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不仅从游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新时代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源泉。 《宣言》的篇幅并不长，但思想内涵丰富、深刻，其共分四部分:一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二是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三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四是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